第111章 议论四起的京城，欲要借民意为刀的朱厚照 (第2/2页)
东西，在那些王朝更迭、江山易手的年月里。
每一次改朝换代，新朝的皇帝都会第一时间给衍圣公下旨，加封、赐地、免赋、给官，一代比一代优厚，一代比一代更甚。
元朝的皇帝封过，明朝的皇帝封过，后来清朝的皇帝也一样封过。
那些皇帝为什么这么做？
是因为他们真的尊重孔子吗？
是因为他们真的需要孔家的“圣裔”光环来证明自己统治的合法性吗？
不，他们需要的是衍圣公这块招牌，需要的是用“尊孔”来换取天下士人的认同，需要的是用“圣人之道”来为他们的统治镀上一层金边。
所以衍圣公从来都不只是一个家族的爵位，它是皇权与士大夫之间那根看不见的绳子上的一个结。
朱厚照不想再被那根绳子拴住了，他要做的，不只是把那个结解开，而是把那根绳子彻底扯断。
但扯断一根绳子容易，让天下人都看到那根绳子已经烂了、朽了、不配再拴着任何人，却需要一场足够大的风浪。
所以他需要民意，不是那种被圣旨压下去的、表面上唯唯诺诺的民意，而是真正从街头巷尾、从茶余饭后、从每一个人的议论声里生长出来的、无法被任何人否认的民意。
他要让京城里每一个人都知道孔家做了什么，要让他们知道，被他们尊崇了数百年的“衍圣公”，在曲阜是怎样对待那些普通百姓的。
要让他们知道，那些被孔家打死的人、被孔家强占的田、被孔家抢走的闺女，和他们在学堂里读到的“仁者爱人”之间，隔着怎样一道血淋淋的鸿沟。
当他们知道了这些，当他们开始讨论这些，当他们开始争辩这些的时候，“衍圣公”这三个字就不再是那个不可触碰的圣洁符号了。
它会变成一个具体的、可以被审视的、可以被质疑的东西。
而一旦它变成了可以被质疑的东西，朱厚照就有办法让它彻底垮掉。
想到这里，朱厚照的目光从远处收回来，落在自己面前的书案上。
阳光照在案面上，将那些尚未批阅的奏章映出一层温润的淡金色。
他没有再想更多，因为该做的已经安排下去了，剩下的，就是等风浪自己涌起来。
消息是以一种极其自然的方式，在京师的大街小巷里扩散开的。
这得益于东厂、西厂和锦衣卫在多年暗探生涯中锤炼出的、无孔不入的本事。
他们的手上不止有刀、有绳、有密档，还有一张看不见的、早就织好了的网。
那不是寻常百姓能察觉到的网，而是由茶馆里的熟客、城门口的闲汉、酒楼里跑堂的伙计、街边摆摊的小贩、往来于各个衙门之间的书吏一道一道丝线织成的。
最先有动静的地方，是崇文门外的那家老茶馆。
这家茶馆在崇文门外开了有些年头了，门脸儿不大，里头摆着七八张八仙桌，靠窗有一排散座，茶博士的铜壶在柜台后面擦得锃亮，一壶毛尖卖两文钱，能续三回水。
每天午后是茶馆最热闹的时候，附近做小买卖的、赶集的、从通州方向进京的，都喜欢在这儿歇歇脚，喝碗茶，听听各处的闲话，算是一天里难得的松快时刻。
四月初五那天下午，茶馆里照旧坐了七八成满。
一个穿灰布短褂的汉子坐在靠里的位置，面前搁着一碗已经续了两回水的粗茶，看起来像是个走南闯北的贩夫。
他旁边坐着一个穿着靛蓝布袍的同行，两人像是刚卸完货，正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话。
贩夫模样的汉子端起茶碗喝了一口，声音不大不小：“你听说了没有？前几日有人告御状了。”
他旁边的同伴微微侧过头，眉头挑了挑：“告御状？告谁的？”
“曲阜的孔家。”
这几个字一出口，茶馆里原本嘈杂的声音像被什么东西轻轻按了一下。也不是突然安静下来，而是说话声明显低了一个调，邻桌几个正在聊米价的人不约而同地停了嘴，目光往这边扫过来。
那贩夫没有理会那些目光，继续道：“我也是一知半解，听说是有百来号曲阜那边的百姓，一路走到京城来，在承天宫外头跪了一地，手里举着血写的状书，喊冤喊得嗓子都哑了。”
同伴的眉头拧得更紧了：“曲阜孔家？就是那个衍圣公府？告他们什么？那可是圣人之家，不至于吧？”
贩夫放下茶碗，声音压低了一些，但那种压低反而让周围的人都竖起了耳朵：“不至于？我听说可不简单。”
“有人被打断了腿，有人家的闺女被抢走了，有人家的地被占了，还有人在孔府的庄田上干了几年活，工钱没拿到，去理论反倒被打了。这还不算，据说的确死了人了。”
有人倒吸了一口凉气，那声音在安静的茶馆里格外清晰。
邻桌一个穿蓝布长衫的瘦高个忍不住搭了话：“你这消息准不准？圣人后裔怎会做出这等事来？莫不是有人栽赃吧？”
贩夫也不急，只是摇了摇头：“是不是栽赃，我不知道。”
“我只知道那些人是真真切切跪在承天宫门口的，锦衣卫亲自接进去的状纸，当天皇帝就在朝堂上问了话，这总不是假的吧？”
茶馆里的人你看我我看你，没人再开口反驳，也没人再追问。
那几句话像一块石头扔进了水面，涟漪已经荡开了，大家脸上的神色却各异。
有人皱着眉头，有人若有所思，有人低头喝茶像是没听见，但端碗的手指明显比刚才紧了些。
同样的场景，在同一天里的不同地方接连上演着。
东城的一家酒楼里，靠窗的位置上，一个穿着灰布短褂的汉子、一个穿着青布袍子的商贾和一个穿着靛蓝绸衫的老学究，正一边喝着酒一边低声议论。
那青布商贾摇着头，说孔家在曲阜干的那些事，听得旁边刚进来的两个读书人脸色都变了一变，其中一个忍不住站起身来，声音有些发紧：“你空口无凭，凭什么污蔑圣人之后？”
那商贾也不急，只是朝他摆了摆手说：“有没有污蔑，等人押到京城来对质不就知道了？急什么？我心里跟明镜似的，犯不着跟你置气。”
西南角的城隍庙前，几个卖艺的杂耍班子收了摊，坐在台阶上歇脚闲聊，其中一人顺嘴提了一句“曲阜那边有人告御状”。
旁边立刻有人接话：“告谁？”那声音隔着三五步远，却清清楚楚地飘进了周围七八个人的耳朵里。
后面的事情便自然而然地被添油加醋、你来我往地讨论开了，有人在说孔家之前好话，有人义愤填膺地驳斥那些骂孔家的人。
到了四月初八的时候，西直门外的几个瓦舍里，说书先生已经开始拿这件事当话头了。
往常他们说的是三国、是隋唐、是岳武穆，偶尔也说说本朝的奇闻轶事，但大都挑些不打紧的、无关痛痒的来讲。
可那天，一个姓刘的说书先生敲了两下醒木，清了清嗓子，开口便是一句：“列位，今儿个老朽不讲三国，不讲隋唐，单讲一桩新鲜事——曲阜百姓告御状。”
底下立刻安静了，有人端着茶碗的手停在了半空，有人嗑瓜子的声音也停了。
刘先生不紧不慢地从桌上拿起一张写满了字的纸——那是他从茶楼里一个管事手里拿到的抄本，上面记着几件从曲阜传出来的事。
他念了一段，停一停，喝口茶，又念一段。
讲到某一户人家被占了地、打断了腿，讲到某一家的闺女被抢走、再也没回来过，底下开始有倒吸冷气的声音了。
旁边一个穿蓝绸袍的中年人忍不住接了一句：“这、这不可能吧？那可是衍圣公府！”
刘先生放下手里的纸，看了那人一眼，声音不高不低：“衍圣公府又如何？圣人的后人，就不能干坏事了？圣人的规矩是人定的，难道圣人的后人就不是人了？”
“再说了，我这不是自己编的，是有人从承天宫的告状文里抄出来的。你要是不信，等孔家子弟被带到京城来，你自己去听他们当面对质。”
那人张了张嘴，什么也没说，又坐了回去。
瓦舍里安静了片刻，然后议论声便像烧开了的水一样翻涌起来。
有人信，有人不信，有人替孔家辩解，有人替那些百姓鸣不平。
说书先生没有再往下讲，只是端起茶碗慢悠悠地喝着，任由底下的争论声在他头顶上盘旋。
而在这些公开的议论之外，更深的暗流正在京城的官署和私宅里悄然涌动。
锦衣卫的暗探、东厂的番子、西厂的亲随，各有各的路子，各有各的耳目，但他们的差事只有一个——让这件事被更多人知道，让更多人讨论，让更多人卷进来。
他们不需要去操控具体的言辞，只需要确保火种不灭，确保风一直在吹。
有时候是酒桌上的几句话，有时候是递到某位御史门房的一封信，有时候是某个衙门门口贴出来的一张写满了曲阜百姓冤情的纸。
一旦被风吹到地上，经过的人多看一眼，便多一个人知道了这件事。
到了四月十二的时候，承天门外那几家平日里卖菜卖肉的小摊贩都能说出几句“曲阜那边告御状”的话来了。
一个卖豆腐的妇人站在摊位后面，一边利落地切着豆腐，一边跟旁边卖菜的汉子说：“你说这孔家到底是真是假？我小时候听我爷爷说，孔子可是天底下最讲道理的人，他的后人怎么能干那种事呢？”
卖菜的汉子把一把葱往秤上一搁，摇了摇头：“谁知道呢？不过空穴不来风，要是没点真事，哪来上百号人跑上千里地来告状？吃饱了撑的？”
他们的议论声混在四月的风里，飘过城门洞，飘过长街，飘进茶馆、酒肆、瓦舍、学舍，也飘进那些坐在签押房里批阅公文的官员们的耳朵里。
京城的风向，正在一点一点地偏转着。
与此同时，承天殿东暖阁里，朱厚照站在窗前，看着窗外，四月的风裹着草木的气息从窗外灌进来，带着院子里那些新抽的树叶发出的细微声响。
京城里的议论声，正在一天比一天大。
而他等的，就是那些议论声大到再也收不住的时候。